黄庭坚（1045年-1105年），字鲁直，自号山谷道人，晚号涪翁，又称黄豫章，以谪仙自称，世称金华仙伯。洪州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。“江西诗派”的开山之祖，中国北宋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。
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曾经这样论述：“书画以韵为主”“书者能以韵观之，当得仿佛。”人们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，就如同评价女子一样，不一定会赞其美艳，但容易赞其有“韵味”。
有“韵味”、“韵致”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审美标准。但究竟什么是“韵”，很难下定义。因为“韵”本身似乎就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。五代的荆浩在《笔法记》里云：“韵者隐迹之形，备遗不俗”，就是说“韵”的表现很隐晦，隐隐约约而不露痕迹，是暗示的而非和盘托出的。
中国的书、画、诗歌等艺术的追求目标，发展到唐代以后，逐渐从理论的探讨，到自觉的韵味的追求，使艺术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。就书法而言，早在晋代就有“尚韵”之说，六朝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，他提出品评人物画六条标准，称为“六法”，首先标出“一气韵生动是也。”将气韵视为六法之首。五代荆浩的《笔法论》中，又将“六法”分析整理成“六要”，在气韵中单独突出了“韵”，把书画艺术讲求“韵味”、“余味”和“象外”等审美追求突出了出来。
书法艺术的这一追求与诗歌艺术的追求紧密相连。唐司空图着重从韵味谈诗，认为好的诗必须有“韵外之致”、“味外之旨”。要“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”，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。此是说韵味必得从迹象以外的虚空处去求得，从不著一字处去领会韵外之致。宋严羽以禅喻诗，提出作诗当如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故其妙处莹彻玲珑……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镜中之相，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这是说只有“空”和“虚灵”才能产生神韵。同时代的范温在他的《替溪诗眼》中，对“韵”作了探索性的解释：“有余意之谓韵”，“不足而有韵”，“行于平夷，不自矜炫而韵自胜”。
“韵”就是“有余意”。“不足”，“平夷”才能“韵自胜”。明代王世贞提倡神韵说，同样强调“镜中之相、水中之月……无迹可求，”“色相俱空”，强调“空”字，强调“清运”，是以唯“空灵”、“清远”乃有神韵。
“弃俗”、“重韵”是黄山谷书法美学思想的绝对核心，虽然他没有系统全面的论述，这些观点也只是零星的散见于他的诗文中，但是他将这些美学思维论述得明确而深刻，还付诸于实际的书法创作中，令自己的书作日趋成熟老辣。
对于各种“俗”，黄庭坚深恶痛绝，他说：“余尝为少年言，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，唯不可俗，俗便不可医也。”这话表明：“绝俗”不仅是文章书画的事，处世为人也要“绝俗”，先做“不俗之人”。才可做不俗之作。要做到不俗，不作俗书，就应“学书要胸中有道义（这种关于伦理道德的要求，习书者自己体会自己就行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（强调了知识全面的重要性，博览群书，才能绝俗）。对心胸要求很高（没有心胸。过于计较，会失去真性情，多做伪装，实为逆世之道，又怎么能绝俗？）。因此，可以说，黄庭坚的“绝俗”观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。确立“绝俗”，则可上求胸次充盈，下求“韵外有致”、“法外得理”。
书法上讲求“绝俗”，具体要达到什么境界呢？黄庭坚认为：书法美的最高境界即“韵胜”而“无法”（这个无法并不是不遵循法度，而是创作的时候忘却法度的约束，做到真正的释放抒发，这样，才能更好的表现笔势，至于基本结构的法度，早已经在昔日的功力中融入了）。要到这个境界，首先须涵养心胸。其次，要想办法把人的“神韵精神气质”体现到书法上，使书作韵味深长。再次，要精通“法外之理”，让合“理”之法紧密地配合“韵”的表现，如此，通过达到“韵胜”而“无法”的境界，来达到“绝俗”的目的。“绝俗”的实现途径就是“心胸--神韵--法外之理（就是法度规则之外的合理技术表现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画乱写）”。
黄庭坚也重“意”。我们看他的书作，明显感到“意”气风发，痛快不羁。“尚韵”和“尚意”（因为有了得当的节奏感，才会产生笔意）从本质上看，也不相违背。耐人寻味的“韵致”往往“意”味深长。